[30]见《宋史&iddot;陈升之传》。
[31]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二年十月丙申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五卷末注引《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又见《宋史&iddot;吕惠卿传》。
[32]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三月甲午日条,参看《宋史&iddot;吕惠卿传》。
[3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二月甲子日条。
[3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三月甲午日条。
司马光出走
十一月十九日,吕惠卿与司马光短兵相接。
这时当然还是熙宁二年。但自从二月二十七日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朝廷的变化日新月异。均输法、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开始实行,吕诲和范纯仁等大批官员被贬,富弼离开相位并由陈升之接任,韩绛到了条例司,吕惠卿也由于变法有功备受赏识,在九月获得&ldo;崇政殿说书&rdo;的资格。
原封不动的,只有司马光。
司马光早就想走了。王安石担任副宰相六天后,他便向皇帝请求外放,但不被批准。神宗说:爱卿名闻遐迩,就连辽人都向使节打听爱卿做御史中丞的事,怎么能走?司马光无可奈何,只好留下来继续做他的翰林学士。[35]
好在,他还可以给皇帝讲课。
讲课原本是王安石的主张。他第一次见到宋神宗,皇帝便向他要改革方案,这位新任翰林学士却提出先讲课,理由是只有讲课才能统一思想。思想不明确,方案没有用。[36]
神宗批准了这个安排,为此还有了段小插曲。
麻烦出在一个礼仪问题:站着讲还是坐着讲。王安石和吕公著两位翰林学士都认为,皇帝陛下当然是坐着。但陪读的也都坐着,讲课的反倒站着,并不合适,建议改革。
提议立即引起反弹,官员们七嘴八舌。反对者说:离开席位站起来说话原本是古今常礼,何况是在君主目前。站着讲课已经实行五十多年了,怎么能妄议轻改?
皇帝无奈,只好去问宰相曾公亮。
曾公亮答:臣在仁宗朝是站着的。
皇帝也只好对王安石说:爱卿就破例坐下吧!
王安石当然不敢。[37]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很说明问题。没错,王安石真能惹事,改革也确实很难。不过讲课也给了司马光机会。于是在十一月十七日那天,他就讲起了萧规曹随的故事。
宋神宗问:汉代守着萧何之法不变,可以吗?
司马光答:怎么不可以?不要说汉,如果夏商周都能坚守禹、汤、文、武之法而不变,恐怕能延续到现在。
意思很清楚:祖宗家法不可改。
两天后,轮到吕惠卿。
吕惠卿讲《周易》,而《周易》主张变通。因此吕惠卿也借题发挥说: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数年一变的,还有世代而变的,也有百世不变的。汉高祖约法三章,萧何就变成九章,岂能一成不变?司马光歪曲篡改历史,分明是对现实不满,借古讽今,混淆视听,请陛下召他当庭对质。
神宗只好宣司马光上前,问他有何话说。
面对吕惠卿的公然挑衅,司马光表现出君子风度,非常低调地答辩说:臣并不认为保守先王之道,就是要坐视旧法之弊而不改,也无意讥讽攻击谁。臣的本分不过讲课,仅仅希望圣贤之言能够有助于陛下的天纵聪明而已。
吕惠卿却咄咄逼人。他说:司马光作为翰林学士,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官职而不能尽职就该辞职,有言责而不能尽言也该辞职,司马光为什么还不辞职?
司马光只好问皇帝:臣奉诏言事,已上奏折,比如制置三司条例司之类尽在其中,不知是否已达圣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