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聪七年,即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的七月,注定是个被鲜血与悲恸染红的月份。彼时,后金的势力如乌云般,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着大明的重要海防据点——旅顺,悄然压来。
这一年,孔有德与耿仲明的舟师在鸭绿江一带肆意活动,犹如搅乱平静湖面的恶浪。大明总兵黄龙派遣副总兵沈世魁,率领水师官兵毅然出击,以果敢之势烧毁了叛军的战船。这一举措,如同在孔、耿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们自此便心怀报复之念,时刻窥伺着复仇的时机。
当他们探知“旅顺兵尽出”,城内防御空虚的消息后,犹如饿狼嗅到了猎物的气息。孔、耿二人立即引导后金的兵部贝勒岳托——努尔哈赤之孙、代善之子,以及户部贝勒德格类,统率着一万马步兵,挥军如猛虎下山,直逼旅顺口。
在此之前,后金水军力量薄弱,且对明军那威力巨大的“红夷炮”以及严密的陆路防守心存忌惮。然而,孔、耿二人归降后,后金的实力陡然增强。他们不仅获得了战船百余只,还有红夷炮六七门,军力大振,终于具备了攻坚的条件。再加上启用熟知旅顺军情的孔、耿作为攻城先导,一场惨烈的攻防战,在黄金山这片土地上,就此拉开了帷幕。
面对这险恶至极的战局,黄龙总兵却镇定自若,将固守旅顺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使命,率领将士们浴血奋战。每一声喊杀,每一次刀剑相交,都交织成一曲悲壮的战歌。然而,随着战事的胶着,局势愈发危急,最终“火药矢石俱尽”,且援军迟迟不至,败绩渐显。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黄龙深知旅顺已难以固守。他目光坚毅,当机立断,派部将谭应华携带总兵官的印信,跨海前往登州。在留下的遗书中,他豪迈地写下“生前不爱五尺躯,死后惟有三尺剑”,尽显铮铮铁骨。谭应华临行前,黄龙郑重嘱咐:途中若遭遇敌军,务必将印信投入海中,绝不能让其落入敌手。
安排妥当后,在这一年的七月七日,黄龙选择以自刎的壮烈方式,扞卫了自己的尊严与大明的荣耀。他的部下,骁将李惟鸾,眼见旅顺城破已无可避免,毅然自焚其家属,而后与项作临、樊化龙、张大禄、尚可义等将领,均在与后金的血战中,英勇阵亡。
城破之日,后金大军如潮水般涌入。本欲大肆屠掠一番的他们,却惊讶地发现,城中百姓寥寥无几,多数人不知所踪。原来,因后金常年对旅顺的袭扰,城中百姓在漫长的岁月里,早已摸索出诸多巧妙的藏身之处,以此躲避战祸。
孔有德见百姓与自己玩起了地道战,恼羞成怒,遂下令全城搜索。然而,百姓们的藏身之所实在太过隐秘,搜索行动收效甚微。情急之下,孔有德心生一计。他命士兵将城中街道撒满银两,每隔一天便仔细清点一次,一旦发现哪里有银两缺失,便在其周围展开严密搜捕。
依照此计,搜捕效率果然明显提高。待到全城路不拾遗之时,孔有德已俘获城中百姓五千余人。而经此一战,明军元气大伤,在后续的岁月里,再也无力收复旅顺。这片饱经战火洗礼的土地,自此陷入了后金的掌控。
三年后……
崇祯九年十月十七,辽东湾。
李长风站在旗舰“镇海”号的了望台上,单筒望远镜扫过旅顺口灰蒙蒙的城墙。这座被皇太极称为“辽东锁钥”的坚城,此刻正被初冬的海雾笼罩,城头镶蓝旗在咸腥的北风中猎猎作响。
“禀侯爷!”第三舰队总指挥关大彪大步登台,皮甲上还沾着前日海战的硝烟,“热气球观测到北门粮车进出频繁,建奴怕是刚从朝鲜劫了秋粮。”
李长风冷笑,镜片定格在城墙上新筑的三角马面——那是仿制宁远城的西洋棱堡,可惜筑城的汉人工匠偷偷留了气孔。
“传令。”他摘下望远镜,海风掀起猩红斗篷,“开花弹轰击城墙裂缝,燧发队抢占黄金山炮台,告诉陆战营……”
话音未落,西南天空突然炸开三枚绿色信号弹——潜伏三年的夜不收,终于点燃了埋在东港火药库的引线。
震天动地的轰鸣中,旅顺城东北角腾起蘑菇状烟云。三十门红衣大炮同时怒吼,铸铁炮弹精准砸进城墙裂缝,本就偷工减料的夯土墙像酥饼般崩塌。
“登陆!”
四百艘舢板如离弦之箭扑向海滩。镶蓝旗甲喇额真鄂硕刚带人冲到滩头,就见明军船头竖起丈许高的铁盾,盾面倾斜如鱼鳞——这是李长风仿朝鲜龟船改良的“避箭楯”。
“放箭!”鄂硕挥刀嘶吼,却见明军阵中飞出几十个陶罐。
陶罐落地炸开,呛人的白烟瞬间吞没清军。烟雾里响起镶蓝旗士兵的惨叫——罐中混着济州岛火山灰与辣椒粉,粘在眼球上能让人疼得发狂。
“刺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