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123

第112章（第1页）

新经济政策的后果是经济领域的剧烈波动，贫富分化加剧，由此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深刻的政治影响，是为伊斯兰主义在土耳其政坛异军突起的历史背景。1988‐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6，其中1988年达到91，1994年下降为54。通货膨胀率，20世纪80年代初低于40，1987年上升为70，1992年达到1207。1987年，20的富人拥有499的收入；1994年，20的富人拥有549的收入。

六、城市化进程

1927年，土耳其共和国的乡村人口共计1140万人，规模超过万人的城市人口共计220万人，规模超过万人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64。1950年，乡村人口共计1710万人，规模超过万人的城市人口共计390万人，规模超过万人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85。其间，乡村人口年均增长17，城市人口年均增长24；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大体持平，城市化水平低于同时期的中东国家埃及和伊朗。

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土耳其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50年的2100万人增至1970年的3485万人，1990年达到5610万人。流通领域的活跃和市场经济的成长密切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产业结构的转型导致人口分布的相应变化，工业化和农业市场化的长足进步加速了土耳其的城市化进程。工业化进程产生了城市对于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导致乡村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剩余，城市化可谓两者的合力叠加的结果。

1950‐1970年，土耳其出现了空前的人口流动浪潮，大量人口离开乡村，涌入城市，城市规模由此迅速扩大。尽管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和大幅度增加农业投资，20世纪50年代仍然出现乡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明显趋势，约150万人离开土地，其中60万人移入4个最大的城市。1950‐1960年，城市人口从524万人增长到886万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25上升为32。1970‐1980年，城市人口从1369万人增长到1965万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385上升为44。至1997年，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达到65。

1950‐1975年，土耳其人口年均增长率27。其间，尽管乡村人口出生率高于城市40，然而乡村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13，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6，其中规模超过10万人的大城市人口年均增长74。大量乡村人口移入城市，无疑是城市人口增长速度高于乡村人口增长速度的直接原因。据统计，1970年，超过60的城市人口，其出生地系其他省份，属于外来移民。移入城市的乡村人口，主要来自无地或少地的农民。1950年以前，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1950年以后，移入城市的乡村人口大都转化为城市常住居民。

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突出表现，是城市规模的扩大。20世纪20年代，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只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20世纪40年代，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也只有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安卡拉，另有人口5万‐10万人的城市6个，人口25万‐5万人的城市21个。1955年，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增至6个，人口5万‐10万人的城市增至11个，人口25万‐5万人的城市增至26个。1960年，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增至9个，人口5万‐10万人的城市增至18个，人口25万‐5万人的城市增至30个。1940年，城市的平均规模为33万人；1975年，城市的平均规模达到57万人。1950‐1980年，规模超过10万人的城市增至29座；1980年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三大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36，其余规模超过10万人的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27。安卡拉的人口由1950年的29万人增至1970年的124万人，1990年达到256万人。伊斯坦布尔的人口由1950年的98万人增至1970年的214万人，1990年达到622万人。伊兹密尔的人口由1950年的23万人增至1970年的52万人，1990年达到176万人。阿达纳的人口由1950年的12万人增至1970年的35万人，1990年达到92万人。1997年，人口超过50万人的城市达到10个，其中伊斯坦布尔900万人，安卡拉360万人，伊兹密尔310万人，布尔萨190万人，阿达纳160万人。土耳其的大城市主要分布于经济发达的色雷斯、马尔马拉海沿岸、爱琴海沿岸和地中海沿岸，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意味着土耳其的人口分布自安纳托利亚中东部的高原内陆农业地区向西部工业地区及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阿达纳诸多大城市的人口移动。相比之下，黑海沿岸和安纳托利亚东部及东南部的贫困地区没有人口超过20万人的城市，16个城市中只有5个城市人口在10万‐20万人之间。

19世纪末伊斯坦布尔街道

作为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化长足进步的历史结果，城市化导致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塑造着崭新的社会阶层。一方面，现代产业工人逐渐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另一方面，乡村移民居住的棚户区逐年扩大，城市贫困人口急剧膨胀。1950年，城市周边的棚户区住户约5万户，居住人口约25万人，棚户区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47。1960年，城市周边的棚户区住户约24万户，居住人口约120万人，棚户区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167。1970年，城市周边的棚户区住户约60万户，居住人口约300万人，棚户区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236。1980年，城市周边的棚户区住户约115万户，居住人口约575万人，棚户区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261。1990年，城市周边的棚户区住户约175万户，居住人口约875万人，棚户区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339。以上数字表明，20世纪50年代是城市化进程最快的阶段，而20世纪80年代，城市周边的棚户区数量、居住人口数量和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随着城市周边棚户区的逐年扩大和城市贫困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社会的贫富对立日趋凸显，加之传统秩序的崩坏导致从乡村移入城市的下层民众处于无助的状态以及严重的失业现象，提供了激进势力和极端倾向滋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