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123

第77章（第1页）

民族党（nationalparty，1948‐1953年，1962‐1969年）系民主党内部的反对派势力于1948年创建的政党，持右翼保守的政治立场，1953年由于反对凯末尔主义而被取缔。民族党于1954年改称共和民族党（republicannationalparty，1954‐1957年）。1957年，共和民族党与农民党合并，改称共和农民民族党（republicanpeasant&rso;snationalistparty，1957‐1969年），领导人是奥斯曼&iddot;布鲁克帕希。1962年6月，包括奥斯曼&iddot;布鲁克帕希在内的30名议员脱离共和农民民族党，重建民族党。民族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持反共的立场，将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视为土耳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在外交方面持反苏的立场，也不赞成追随西方世界，强调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民族党尽管在1965年大选中只获得不足22的选票，却是其后15年中在土耳其政坛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力量。阿尔帕斯兰&iddot;图尔克斯于1964年加入民族党，1965年当选民族党主席，进而将民族党改造成具有战斗性和暴力色彩的右翼政党。阿尔帕斯兰&iddot;图尔克斯于1965年在《九盏灯》一文中阐述了民族党的意识形态，即民族主义、理想主义、道德、社会责任、科学思想、争取自由、保护农民、发展、工业化。

1969年，民族党在阿达纳召开大会，正式更名为民族行动党（nationalistoventparty，1969‐1980年，1983年至今）。民族行动党坚持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温和干预的原则，努力改进收入分配机制，争取实现社会公平，推动社会进步。与此同时，民族行动党放弃世俗的传统，倡导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原则，强调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的民族遗产和土耳其民族的宗教，将伊斯兰教作为扩大民众动员的政治工具，旨在与诸多世俗政党争夺议会选票。阿尔帕斯兰&iddot;图尔克斯宣称：&ldo;伊斯兰教不是土耳其民族落后的原因。伊斯兰教是具有高尚德行和道德的宗教，在历史的进程中，不论它在哪里，总会散发出光芒，开辟通往文明的道路&rdo;，[10]&ldo;我们作为土耳其人，犹如（中亚的）腾格里山；我们作为穆斯林，犹如（麦加附近的）希拉山，土耳其和伊斯兰教是我们的原则&rdo;。[11]1969‐1974年，民族行动党游离于政坛的边缘地带。1969年，民族行动党首次参加议会竞选，获得3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个席位。1973年，民族行动党再次参加议会竞选，获得3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3个席位。1975年，民族行动党与正义党、救国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其政治影响逐渐扩大。1977年，民族行动党获得6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6个席位。

新土耳其党（newturkeyparty，1961‐1970年）创建于1961年2月，包括领导人埃克莱姆&iddot;阿里坎（ekrealican，1916‐2000年）在内的核心成员大都来自1957年脱离民主党而另立门户的自由党，积极吸纳前民主党成员。新土耳其党持右翼自由主义立场，强调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反对国家主义和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呼吁将私有化和工业化作为土耳其经济的发展方向，主张发展私人经济、鼓励国外投资和扩大自由贸易，支持石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新土耳其党在1961年大选中曾经有上佳的表现，然而自1962年加入共和人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后，民众支持率大幅下降。

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扩大、左翼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左翼政党的活跃，左派政治渐露端倪，其中最具影响的左翼激进政党是土耳其工人党（turkishlaborparty，1961‐1971年，1975‐1980年）。土耳其工人党于1961年由工会领导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创建，主要活动区域是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领导人是穆罕默德&iddot;阿里&iddot;艾伊巴尔。土耳其工人党是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政坛具有合法地位的左翼政党，代表产业工人的利益，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强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倡导土地改革，主张工业、矿产业和石油的国有化，主张土耳其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独立地位和摆脱美国的控制。然而，在土耳其工人党内部，也存在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严重分歧。1965年大选时，土耳其工人党在许多地区建立起分支机构，赢得3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议院15个席位。在1969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土耳其工人党赢得27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2个席位。土耳其工人党作为政治舞台的左翼势力，不仅参与议会选举和竞选议会席位，而且致力于议会外的校园政治和街头政治。1971年，土耳其宪法法院宣布取缔土耳其工人党，理由是该党阴谋颠覆国家。随后，土耳其工人党的20名领导人遭到逮捕和囚禁。

工业化进程与工人运动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工业化进程构成工人运动的历史基础，而工人运动的影响则往往取决于特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1871‐1908年，奥斯曼帝国发生罢工共计24次，政治影响微乎其微。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颁布宪法，承认工人享有组建工会的合法权利。此后，工会组织渐露端倪。凯末尔时代，工业化的进程导致工人数量的增长，1924年宪法也承认工人享有组建工会的权利。然而，由于特定的政治模式，工会长期处于共和人民党的控制之下，工人和工会的政治参与程度低下。1925年颁布的维持秩序法，实际上禁止工人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权利。1935年颁布的刑法，将罢工纳入刑事犯罪的范畴。1936年颁布的劳动法，禁止某些特定行业的罢工活动。1938年颁布的结社法，禁止成立具有特定阶级属性的社会组织。1946年重新修改的结社法，删除了禁止成立具有特定阶级属性的社会组织。然而，1947年颁布的工会法，明确强调工会活动的非政治化原则，将工会的活动局限于经济和社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