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对&ldo;左&rdo;倾错误并无认识,并以其能言善辩侃侃而谈,讲得似乎蛮有道理。又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团中央书记凯丰急不可耐地打出一发重炮,说谁否定&ldo;四中&rdo;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就是机会主义论调,会议进行得更加困难。
这时,毛泽东巧妙地回避了敏感的政治路线问题,提出集中精力讨论军事路线问题。
一提到军事问题,就像是洪峰冲垮了堤坝,避不开,也挡不住。而多数与会者都是从血火中走出来的前线指挥员,对比着自从第五次反&ldo;围剿&rdo;以来的一次次失利和在毛泽东指挥下所进行的一系列游刃自如的一次次胜利,谁都有一肚子话要说。
一直没有怎么讲话的朱德,以那双慈祥和善的眼睛望着大家,他神情凝重地说道:&ldo;李德顾问在第五次反&lso;围剿&rso;中,命令红军进入阵地战,结果丢掉了苏区,牺牲了那么多同志!西征开始,又仓皇逃跑,以致损失惨重,这也是中央的责任。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rdo;
王稼祥听了朱德的发言,立即从躺椅上欠起身子说道:&ldo;同意总司令的意见,我再重复一句: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lso;三人团&rso;要重新考虑。&rdo;
晚一天参加会议的李卓然,操着一口湖南话,生气地说:&ldo;我没有听到博古同志的报告和恩来的副报告,今天听了一些同志的发言,颇受启发。朱老总讲得好,突围以来的军事策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掩护,牺牲极惨,三十四师为掩护过湘江,几乎全军覆没。挑子、辎重一大摊,一天走不了二十里路,老挨敌人袭击。这哪里是有计划的撤退,简直是夺路逃命,溃不成军……&rdo;
聂荣臻接过李卓然的话,凄然地说:&ldo;提起过湘江,简直是一场噩梦!&rdo;
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的讲话,更为鲜明。他说,过湘江的历史不能再重演了。&ldo;三人团&rdo;的领导必须改变。博古同志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再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希望大家慎重考虑。
博古的眼睛睁得圆圆的,白皙的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凯丰的反驳也越来越苍白无力。阵线已经明确了。朱德、刘少奇、王稼祥、洛甫、陈云、彭德怀、聂荣臻、李卓然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军团领导人,鲜明地站在他的对立面。
面对这个局面,周恩来满怀心事,进晚餐时一句话也没讲。对于白天会议上,多数人发言点了他的名,将他的错误与博古相提并论,甚至要撤他和博古的职,他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他所想的是对错误的认识和自己的责任!这就是要下定决心,绝不能再犹豫和等待了。
第二天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站起来,两道浓浓的黑眉几乎拧在一起,一双如火似炬的眼睛环视了一周,大家也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因为他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对博古报告的态度,对毛泽东发言的看法,会对会议起着举足轻重的重大影响,人们都拭目以待。
周恩来的长髯频频颤动着。他说,同志们:对于博古同志的报告,我和大家的认识一样,也认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国民党第五次&ldo;围剿&rdo;中,红军的抵抗力是不能与敌相比的,这是事实。由于党中央作战指挥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也是事实。面对优势的敌军,采取正面阵地战,红军是很难取胜的。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中央所犯错误的批评。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负责人之一,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巧妙地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让党来重新安排。泽东同志无疑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我请求中央考虑。
周恩来讲完后,如释重负地坐了下来。
会场又出现了一阵沉默。无疑,人们都在掂量着周恩来讲话的分量和影响,那是无人可以代替的。尤其对周恩来的坦率、诚恳,严以解剖自己,主动承担责任,引咎辞职的高风亮节更加钦佩和赞赏。除了李德感到不可思议之外,一个个都向他投以敬重的目光。
一阵沉默过后,洛甫站起来郑重地说:我同意恩来同志的意见。这个时候,只有毛泽东出来,才能应付这个局面。
洛甫发言后,再没人讲话,也没提出疑义,这无形中即表示了一个倾向:赞同周恩来和洛甫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曾感慨地说:&ldo;恩来同志是一个关键人物,在重要时刻起了关键作用。我毛泽东的这次复出,如果没有恩来推心置腹的推荐,难啰。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恩来有本事,能团结人,大家拥护,我心悦诚服地愿协助恩来当个顾问……&rdo;
三天的会议在黔北的古城遵义结束了。它宣告了前一段错误路线的结束,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解放后,周恩来曾经讲过:遵义会议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摆脱了第三国际的控制和指挥,开始了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重大问题的新时期。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