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这种活动使我感到非常吃力。我不喜欢事先连结果都知道并计划好的措施。哪里不能创作出&ot;即兴作品&ot;,形象地说,哪里也就没有急转弯。
不过,我应付国际会晤的经验,还是作为苏联合法的反对派领袖,在几次出国访问中学会的。我知道,会谈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个性、你的风格、你的形象能否被接受。这涉及到每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无论他生活在哪个国家。
另外,还必须适应并进入那种又慢又长又复杂的韵律节奏之中,必须想方设法地争得威望,如果确切点儿说,就是把这种威望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夺回来。多年以来,戈尔巴乔夫就是西方民众最宠爱的人,他的形象在西方成了&ot;大众文化&ot;的一种组成部分。
不过,所有的访问不可能都一一道来,因为次数太多,既有重要访问和比较&ot;一般的&ot;访问,也有工作访问,它们都是我们在苏联帝国政策的废墟上重建的总战略的一部分。但那些在苏联外交实践中的好东西,我们当然会尽力保留。在此,我仅以几次访问为例,尽可能地揭示我们的工作&ot;内幕&ot;,使人对如何准备访问构想、怎样进行技术准备、怎么营造访问的工作气氛等问题有一个印象。
访问日本‐‐并非突发的争吵
这次访问的准备工作非常紧张,时间也较长,而且希望组织访问的人竟是那么多,连我都不记得哪次访问能跟这次相比。为此而去过日本的有波尔托拉宁、布尔布利斯,还有鲁缅采夫。最高苏维埃整整一个筹备委员会和总统直属的委员会也在着手准备。他们展开了竞赛,看谁能更精细地想出解决干岛群岛领土问题的方案。
应该说。日本方面对这次谈判也很重视。日本人在指定日期以前早已开始耐心细致和小心翼翼的摸底工作,邀请我们的商人、记者和政治家访问日本,进行非正式会谈。
一句话,我们看到日本人正焦急地期待着我们的访问。
过去,在我既不是总统、又不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时候,即在不被当局授权所拖累的时候,曾去过日本。那时,我大约说过以下这样的话:今天这一代政治家没有必要把彻底解决岛屿争议问题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与其这样,不如让居住在毗连地区的俄罗斯公民和日本公民无拘无束地相互往来,让这一地区获得互免签证的地位。而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推后,让思维更健全的子孙后代达成公正的和约。
3年过去了,我们到底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取得多大进展呢?我统计了一下,算上各种有细微差别的议案和建议,我们有多少个方案呢。发现总共有14个方案。具有辛辣味的情况是日本人始终只有一个方案:岛屿永远属于他们,必须予以归还。
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有找到。当时我就曾老老实实地对日本人,也对我们的记者说过这一点。我有10多个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其潜台词就是:连一个合适的都没有……
离访问时间越近,争论就变得越激烈,这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都是如此。而争论的焦点是叶利钦怎样摆脱这种处境。我所面临的是必须在众多方案中选择一个,并对它进行深入研究。
后来,我按了一下暂停键,因为我发现把细微差别逐一斟酌一蔷是毫无用处的,错误出在最初阶段。从一开始,我们的外交部,以及所有的官方代表团都只是从&ot;北方领土&ot;这个基本问题出发的。
我们,还有他们,日本人。都试图使立场靠近一点儿。两国外交部夜以继日地工作,研究出一种又一种表达方式,神经似地寻求折衷方案。但随着飞往东京的日期的接近,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次访问将以失败而宣告结束。
我不习惯单纯为了访问、为了会晤、为了遵守外交礼节面出访。总是精确地计算着已签了多少文件,还将签多少文件。这一次,外交官们准备了一整套条约和协定,但在主要问题上仍停留在死胡同里。
……然而,访问已准备妥当,不能再往后拖延了。日本在期待着俄罗斯总统。与礼宾、安全服务部门及外交部工作人员协调一致的日程表已编排就绪,为访问打前站的先行小组已飞抵东家,并已开始工作,&ot;吉尔&ot;车、技术设备、通讯工具也运到了目的地。
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已经公开宣布的正式访问极少推迟,除非是有非常特殊的情况‐‐如国内发生意想不到的灾难、地震和悲剧性事件等。但类似这种情况我们却从未有过。
在预定访问日期的前两天,我主动决定取消了访问。
很难说是安全会议秘书尤里。斯科科夫的一番话影响了我。他曾在安全会议上报告了由于日本秘密特工没有做好保证俄罗斯总统安全的准备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还忧心仲仲地列举了一些根据:在国家公园的会晤,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听说那里可能有人群,还有树林。但是,哪个国家都有人群,也有树林!还有相扑比赛,赛场将有很多老百姓,安全也无法保证。同时,还禁止我们的特工人员把枪带进日本,他们那里就是这样的做法……
当然,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它只表现出有条有理的日本作风,竟能把安全保障的百分比从数学上计算到01%。其实,只要访问有意义,我们是不会在意这些细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