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未坐山观虎斗,大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意料之外。当天晚上,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便含糊不清地说什么&ot;过早的反应&ot;&ot;干涉内政&ot;等。
事后,也就是现在,我才明白西方国家反应如此之快和如此一致的原因。第一,西方的分析家们对叛乱早已做出&ot;测算&ot;,对他们来讲,发生叛乱并不感到意外。而我们国内却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念头本身看来似乎是荒唐的,因为旁观者清嘛。还有,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不明(不过,我想西方情报人员对他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小时的情况还是清楚的),叛乱尽管看起来挺可怕,但是太滑稽可笑,太草率,我说过,在对自封为苏联领导的信任问题上摇摆不走是很愚蠢的。
这是对待俄罗斯的新国际政策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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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在戴维营发生的一件往事。那次出席谈判的都是美国当局的高层人物:总统、国务卿、安全顾问等,大约4-5个人。在谈判大厅的一角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果汁和咖啡壶。我注意到,贝克先生看起来就像在家里似的,穿着一条紧身裤,上披一件胳膊肘上打着皮补丁的上衣,记得好像是切尼对他说:&ot;杰米,请给我倒杯果计。&ot;&ot;杰米&ot;就给自己和他各倒了一杯果汁。这一切非常自然,毫不拘束。既不做作,又不夸张。
要在我们这儿,长官们会一动不动地坐在靠背椅上,一名身穿永不改变的晚礼服、扎着蝴蝶式领结的年轻人就会哈着腰用托盘把果汁送到他们面前。
我当时就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的,这是因为他们是绝对独立的人。也包括对总统保持绝对独立,他们是为信念、为事业面工作。
我们目前还过分依赖权力,依赖权力给我们提供的别墅、汽车、&ot;直升机&ot;和装甲门,离开这种依赖,将寸步难行。
那么,严格地说,叶利钦总统本人依赖什么,或者说依赖谁呢?显然。
第一,得依赖&ot;自我&ot;,依赖自己为自己创造的和周围的人为他创造的那种形象,这是一个刚毅、坚定、强硬的政治家的形象。
第二,我非常依赖我所尊重的人的意见。这样的人虽然不少,但远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影响我。不过,例常有这样的情况,顺口说出的一个词,或者报刊上一大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往往会迫使我完全改变思维过程。
第三,我也有一些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像多数正常人一样,对它们只能束手无策。它们是童年养成的,要比我顽强得多。
玛格丽特&iddot;撒切尔和赫尔穆特&iddot;科尔
在8月19日给我打电话的人中,我还未说出玛格丽特&iddot;撒切尔的名字。
这样的人在世界政坛中为数不多。不管他们担任什么职务,人们总是乐于倾听他们的意见。
但是,即使在这个很窄的圈子里,撒切尔夫人仍显得特别出色。
就是在那个夏天,当我应邀去西班牙出席一次使我倒霉的研讨会(会议结束时,我已躺在手术台上)时,我曾同撒切尔夫人达成一项协议:我顺道访问英国,并与她会晤。当时,我还是个反对源,既不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也不是总统。但是她,一位独立性很强的女性,还是邀请了我,尽管英国领导人中很少有人会热切地希望会见我这个反对派分子。
我飞到伦敦,驱车赶到康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会唔进行了45分钟,而且非常成功,简直使我不记得还跟谁有过更有意思的交谈。
这次会晤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玛格丽特&iddot;撒切尔走下台阶,向我问好,并把我领进官邸。在她的办公室里,有两张沙发,沙发中间有一张小桌。我坐下后,她坐在我对面。但我们觉得彼此隔得有点儿远。当时在场的有3位男子汉‐‐翻译、首相首席顾问和我。但撤切尔夫人忽然站起身,亲自把自己的沙发推到桌子跟前,好与我们靠近点几。事情既简单又庄重,而且她的动作那么快那么有力,以至于使我们来不及帮她做点儿什么。我略一迟疑,也随后起身推动自己的沙发,啊,就算对一位男性来说,这沙发也是相当重的。总之,她是个很独特的人,又是个很自然的人。
于是,我们面对面地交谈起来,大家说得很快,交谈非常热烈。
撒切尔夫人很想知道她最喜爱的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论敌在想些什么,而这种想获得新印象的自然渴求使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个劲儿地提问题,在阐明自己的立场作为答复后。她又提出一连串儿的问题。当然,我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追寻她的思路,注意着西方最强的政治家之一的逻辑。
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时刻之一大概就是我们谈话最后结束的那一会儿。我据理力争地追问首相:&ot;撤切尔夫人,我想告诉您的主要信息就是世界上将出现一个新的实体‐‐俄罗斯。不仅仅有苏联,您与它有着良好的关系,现在还有个俄罗斯。使您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您是否准备与自由的新俄罗斯进行贸易、经济等方面的接触呢?&ot;
玛格丽特&iddot;撒切尔在整个谈话期间对任何问题都回答得很快,唯独这次她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才回答说:&ot;叶利钦先生,让我们再稍稍等待一下。愿俄罗斯成为新的和自由的俄罗斯。到那时候……一切都没问题。&ot;说完,她便微微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