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终于气愤和沮丧地分手了,以便在各自的办公室里审视形势,考虑对策。
于是,他们按照俄罗斯人的传统习惯把重要的决断推迟到第二天早晨。
黑暗中的人们夜同的会晤
8月19日晚上,部长会议主席伊万&iddot;斯捷潘诺维奇&iddot;西拉耶夫走进我在白宫的办公室说:&ot;鲍里斯&iddot;尼古拉耶维奇,请原谅,我需要回家,今晚我想和家人在一起。&ot;从他的眼神中我仿佛看出:&ot;失败是注定的,我已经老了,想最后看一眼妻子和孩子。&ot;
我的最初反应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我能预料当所有人悄然离去时我感到怯懦,也能期待绝大多数白宫卫士们所表现出的战斗到底的决心,可现在出现的是第三种现象。
归根结底,政治家不是日本武士,他们没有写血书、对天盟誓。我很理解伊万&iddot;斯捷潘诺维奇,但这毕竟是一位领袖的临阵退却,它对留下来的人是一个沉重的精神打击。因此,我尽量把这个细节解释为一种必要的预防措施‐‐必须有一名俄罗斯领导留在白宫大墙之外。此后,斯捷潘诺维奇进进出出,又几度返回……
我走近窗子,定睛地看了看一群大概是鲍曼学院的大学生。他们共100人左右,互相很依在篝火旁取暖。加里宁大街上的窗口在黑暗中闪着宁静的光芒,走廓内的嘈杂声终于停息下来。我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天已经过去,尽管等着我的依然是一个难以煎熬的夜晚。
西拉耶夫走后,我特别想见到自己的亲人。
我们彼此相距很近。我知道妻子随时都可能打来电话。从这个令我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夜晚的某个地方打来电话。
透过窗帘的缝隙(窗户用金属百叶窗遮闭着)或以看见一圈激动喧哗的人群,还有成堆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几乎车轮挨着车轮地围成一小圈停在大街上。再就是像其他几个师一样在事先调到莫斯科的空降部队和图技师。就在不久前,我曾经到过图拉师。
大楼顶上放置了防直升机的铁棍,以防止载有战斗小组的军用直升机在楼顶上降落。
每个人都发了在遭到化学武器进攻时使用的防毒面具。我也试戴了一下,但防毒面具最多只能戴一个半小时,然后就会感到闷热,而且戴着它行走很不方便。
接待室成了一个用椅子、桌子和保险柜筑成的街垒‐‐在遭到进攻时可以坚持数分钟。
我的意志不但坚强,而且神经系统也很健康。当时身体有种感觉:如果不能休息哪怕半小时,明天就会犯错误,就会作出不正确的决定。那就是一种殊死的冒险。于是,我强迫自己睡了半小时,然后又一跃而起开始工作。
我是这样休息的:我的办公室旁边站着一位手持冲锋枪的哨兵。而我这时实际上是呆在白宫大楼的另一例,一个只有两三个人知道的不醒目的小房间内。
尽管我们制定了各种计划,做了各种准备以应付可能的进攻,但总的情形仍然是极端危险的,白宫可以轻面易举地被攻下。两个响成一片、火焰冲天的火箭简就可以把一楼炸得干干净净。然后趁着滚滚的浓烟,专业小分队不费力便可以爬上我们这个楼层,更何况可以用直升机从上面进行助攻。
类似的作战行动已经被研究得十分透彻。
甚至还有关于此类作战的专业教科书。只有唯一的一样东西是教科书里没有写过只言片语的‐‐那就是白宫大楼前的人们。从心理上讲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因为在作战时应当把这些人,这些一大堆活生生的人碾死或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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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似乎有某种神奇的东西始终在帮助我们。
尽管这一切说起来也非常简单,一方面是杀人的武器,由于它威力无穷、手段种种而被认为不可战胜。但要知道一切最终取决于人。然而,人们要么像坦克上的军官一样一无所知。要么各自为政,要么拒绝执行命令。而另一方面,我们这一方面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在最需要的一刻赶到了需要的地点。这不知是出于天赋的本能,还是因为受到某种动力的鼓舞……
众所周知,有一个由数人组成的狙击手分队本应在掩护下对我们采取行动。可这个狙击手分队恰恰被我们的一位狙击手发现了,因为最高苏维埃安全警察卫队各种口径的枪炮当中发现了一支带光学瞄准器的狙击手步枪。
正是这位狙击手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爬上楼顶,仔细观察了邻近的制高点并发现了敌人。在战争时期狙击手们之间曾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他们同时发现并瞄准对方,他们往往会和平地走开。
我想,这一次这个规定也起了作用。
但最主要的一点是,这是一个通知我们有危险的信号,它来自紧靠巴甫利克&iddot;莫罗佐夫儿童公园后面的居民楼楼顶。有人在监视我们,也有人从紧挨着美国大使馆旁边的&ot;世界&ot;饭店的楼顶上监视我们。
因此,我们没有再靠近窗户,我从阳台上对白宫保卫者们的演讲也被转移到大楼的另一面。我们还讨论过抓获这个狙击者小分队的各种方案。但大楼内的军人们说。第一个狙击手均由一个克格勃小分队保护。这意味着在大楼的入口处短兵相接、炸弹横飞,意昧着城内短兵相接战斗的直接升级。我们决定不去冒这个险。